1、思想是历史的脉动

德国是欧洲大国中实现现代化较晚的国家，也是近代中国的“军事教官”，颇具他山之石的“端详”价值。

在雄图大略的腓特烈大帝死后，统一的普鲁士仿佛失去了灵魂。全社会到处弥漫“软乎乎的幸福主义”和“懒洋洋的乐观主义”，军队将演习变成演戏，将军事文化“文艺”化，结果在1806年与用新式建军思想武装起来的法军对阵时一触即溃。拿破仑在大军团的第22期公告中写道：“像是秋天的薄雾遇上了冉冉升起的阳光，普鲁士军队就这样消散了。”

形式主义的背后是老气横秋的惰性。普鲁士素有尚武传统,但在长期的和平岁月中，军官队伍已经非常老化。有资料显示，当时142名普鲁士将军中有4名年逾八旬，13名将军79岁， 60岁以上的将军有62名。而打败普鲁士这一年，拿破仑才37岁。在法国大革命和军功制度激励下，年轻的法军军官充满了建功疆场、争当元帅的豪情。

26岁的上尉克劳塞维茨在这次战役中做了俘虏。对照生龙活虎的法军，他看到自己国家军队战败的主因：中高层军官很少认识到战争样式已发生根本性变化；军官们更在意自己的军衔和社会地位而不是作战；在演兵场上无休无止地重复操练，只会使“军队的精神”变得“完全不好战”。

80多年后，几乎和普鲁士一模一样的悲剧发生在晚清中国。甲午战争失败后，北洋水师将领反思：“我军无事之秋，多尚虚文，未尝讲求战事。在防操练，不过故事虚行”“徒求其演放整齐，所练仍属皮毛，毫无裨益”。

普鲁士比晚清中国幸运的是，在军队和国家惨败中涌现出的战略家很快受到国家重视，卧薪尝胆以图东山再起。克劳塞维茨从战俘营出来，进入普鲁士军事改革委员会，参与设计新型军队，并在7年后参加了打败拿破仑的滑铁卢战役。之后，他以毕生的精力研究战争，试图以军事理论创新和精神激励，破除曾经导致自己国家蒙羞的军队思维僵化和意志低迷。曾任德军参谋长的施利芬说，“通过它（《战争论》）造就了整整一代杰出的军人”。

站在克劳塞维茨思想的山峰上，老毛奇设立参谋本部，大大提高军事效率，并把最新技术革命成果引入战争。军事制度的划时代创新与“普鲁士的铁路政治”相结合，为德国赢得了欧洲第一军事强国的地位。在原有军官团精通军事理论、严格训练、意志坚定等军事品格的基础上，重视战略家和最新技术革命的军事应用，成为德军的新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