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钟长鸣：忧患意识一刻也不能丢

第29军士兵在卢沟桥上抗击日军的进攻

日本3次改变七七事变称谓

七七事变的发生，不是偶然事件，也不是局部冲突，而是日本军国主义蓄谋已久的扩大对中国侵略的关键环节，是日本全面侵华政策的必然结果。日本为摆脱和转嫁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影响，在实施“开发满洲”五年计划的同时，把华北作为掠夺资源的目标，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

华北当时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区之一，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地位。对日本来说，夺取华北是其实现灭亡中国、称霸亚洲的关键环节，他们早在数年前就定下了侵占华北的决心。1933年，日本参谋本部在《华北方面应急处理方案》里就明确提出“依靠关东军之武力继续实行强压，以此为基调实施相应的对华北的方策，使现华北军宪真正屈服或导致其瓦解。”1936年，日本内阁制订《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把侵占华北上升为国策。日本陆军省在修改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时，规定“在华北方面使用5个师团，必要时可再增加3个师团，用以占领平津地区和华北五省”。日本驻屯军非法占领丰台之后，组织指挥官看地形，拟方案，频繁实施挑衅性军事演习，而且演习由开始时的每月或半月一次，发展到每三五天举行一次，为武装入侵华北作准备。

日本对七七事变称谓的3次变化，很能说明问题。开始日方亦称“卢沟桥事变”，数日后就改称为“华北事变”。随后，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把“华北事变”改称为“中国事变”。透过这些步步升级的变化，日本对中国的图谋昭然若揭、暴露无遗！

中国共产党最早表态，通电疾呼全民族抗战

七七事变激发起中华儿女的民族尊严和抵御外敌的坚强意志。中国共产党最早表态，1937年7月8日发出通电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毛泽东等红军将领致电第29军军长宋哲元等，坚决支持抗日，表示“红军将士，义愤填胸，准备随时调动，追随贵军，与日寇决一死战。”

国民党在这种形势推动下，抗战方针和政策也发生积极的变化。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认定“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寸土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日本为了争取时间调兵遣将，一面对外声称采取“不扩大方针”和“就地解决”的原则，一面按既定目标加紧扩大战争。7月27日，日军参谋本部急调5个师团共20万人，并下令向第29军发动进攻。在南苑主持军务的副军长佟麟阁在紧急会议上，发出掷地有声的誓言：“日寇进攻，我军首当其冲。国家多难，军人应当马革裹尸，以死报国。”他组织军部和有限的所属部队英勇抵抗，一日内打退日军3次猛攻。激战中，佟麟阁身先士卒，腿部重伤仍不下火线，头部又受重创后壮烈殉国，成为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的第一位高级将领。第132师师长赵登禹将军也在此役中英勇牺牲。第29军有5000多名将士献出了宝贵生命。

平津失陷吹响了唤起民族觉醒的号角，各种政治力量摒弃前嫌共赴国难，形成同仇敌忾的抗战热潮。国民政府设立国防最高会议，并曾邀请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出席，这在尚未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情况下已非常难得。9月23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实际上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位。至此，中国人民团结御侮，共同抗战进入了新的阶段。

谁敢逆潮流而动，等待他们的将是更加惨重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