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震慑”作战理论问世之际，美军提出的“战略瘫痪”理论、“基于效果作战”理论、“快速决定性作战”理论、“网络中心战”理论，都产生于新军事变革的浪潮之中，可以说都从不同角度吸纳了《孙子兵法》中“上兵伐谋”的思想。这些理论的共同点都是以控制敌认知能力、瓦解敌意志为直接目标。从作战方式上讲，都主要通过节点摧毁和结构破坏，造成使敌“难以理解”的恐怖效果，陷入“战略休克”和“心理崩溃”，丧失对抗意志；都强调以敌人的认知能力和抵抗意志为作战重心，实行硬摧毁与软打击相结合，物理毁伤与大规模心理战密切协同。在物理打击中，都强调对敌指挥中枢和控制、通信系统，进行“点穴”式打击，使敌“变瞎、变聋、变哑”，陷入战略瘫痪；都强调将陆、海、空、天、电磁多维作战空间的多种作战力量，集成为一个“系统之系统”，全方位、不间断地实施高强度的快速打击；都强调使用特殊作战手段，如具有“可怕的声、光、烟、电”等特殊的炸弹，加重敌人认知和心理上的恐怖感、灾难感。

上述美军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可以说是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中生出的“多胞胎”。很可惜，在新军事变革激情的催生中，这一窝“多胞胎”都是“早产儿”，一个个都带有先天不足的畸形。理论创造者由于缺乏对人、对社会、对民族复杂性的研究，企图用非接触、高强度的精确打击，来消除对方的抵抗意志，其结果给对方更深地埋下了复仇的种子。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恐怖主义的“非军事战争行动”，正是霸权主义对外政策和“非对称军事行为”引发的。这里需要指出的是：“早产儿”的畸形在于“早产”，东西方军事文化融合的方向是正确的，代表新时代的军事理论还要在这一融合中产生、完善、发展。我们自己的军事理论创新，也必须在这一种融合中思考。

一个民族要发展，一支军队要前进，必须有不断超越自我的精神。我们正处在一个由工业文明向信息文明转型的时期。从发展看，军事理论不只是研究、探寻如何赢得对抗的方略的问题，同时也要研究力量的长久发展问题。只有在力量的发展上跑到了别人前面，才能从根本上赢得对抗。

正所谓：善战者“先胜而后求战”。固然，如何使用力量、运用现有的手段去赢得对抗需要谋略，而如何创造更新的手段、发展更适合未来对抗需要的力量，同样需要兵学理论指导。我们需要在继承自己民族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主动克服民族文化中的消极面，走出“注释式、考证式、颂扬式”的研究方法，站在伟人的肩上思考，以未来的眼光认识历史。

兵学理论研究的生命力就在于对未来的开拓，决不可停留于对历史的回顾。开拓未来，固然要借助历史给我们筑起的舞台，但目标是走向未来。我们需要掌握历史知识、借鉴历史经验、运用历史材料，但目的是寻求打开未来制胜之门的钥匙。我们不能从博物馆里取出古人的剑同现代敌人作战，而是要“熔化”古人的剑铸造新的武器。我们需要汲取西方的探索精神和不断追求新手段的意志，站在军事变革的前沿，着眼先进战斗力的发展方向，创造新时代的强军理论。这是新一代革命军人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