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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名家论制胜未来的兵学智慧

不错,中国有四大发明,有许多非常实用的技术创造。我国科技史上,有大量的科技实践资料,有相当充分的实际运用经验,但一个重大缺陷就是不能上升到理论思维。

1883年8月15日,美国著名物理学家亨利·奥古斯特·罗兰,在美国科学促进会年会上,作了题为《为纯科学呼吁》的演讲,其中有一段涉及中国:“假如我们停止科学的进步而只留意科学的应用,我们很快就会退化成中国人那样,多少代人以来,他们都没有什么进步,因为他们只满足于科学的运用,却从来没有追问过他们所做事情中的原理。这些原理构成了纯科学。中国人知道火药的应用已经若干世纪,如果他们以正确的方法探索其特殊应用的原理,他们就会在获得众多应用的同时,发展出化学,甚至物理学。因为只满足于火药爆炸的事实,而没有寻根问底,中国人已经远远落后于世界的进步,以至于我们现在只将这个所有民族中最古老、人口最多的民族当成野蛮人。”这段对中国科学研究史的观察与批评,可以说入木三分,振聋发聩。我们不必计较批判的苛刻,他使我们找到了问题的症结。

与亨利的批判相一致,在自然科学上因缺少理论思维,重实用而轻探源,技术创造始终停留于经验层面。这也就是“李约瑟之问”的谜底所在。

为什么中国古代科技具体应用水平上很高,以致有些堪称中国一绝的技术,但始终上升不到理论思维水平。其中原因很多,有一个直接原因,就是中国古代知识分子,即所谓的“仕”,不重视研究此类问题。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仕”,并不是缺乏理论思维,他们多把理论思维用在了“人与人的关系”上,用在了治国安邦的“王者之术”上,用在了求取功名、进入官场上,用在了社会科学上。西方的知识分子曾为几何学上的平行线公理是否为定理,苦心求证,一代接一代,先后两千多年,最终创造出非欧几何。中国古代知识分子是绝对不花费那种精力的,而对于那些渗透着处世哲学、人事之理的书,却可以一代接一代去研究,种种论著,汗牛充栋。于是,淡化的“科本位”始终没有进入中国的主流文化,日益加重的“官本位”在中国主流文化中根深蒂固。由此,军事理论远远离开了《孙子兵法》“兵权谋思想的开放性与吸纳包容性”,进行着封闭式循环。难怪唐太宗早就指出:“朕观兵书千章万句,盖莫超出孙吴。”实际上,继孙吴之后,兵家辈出,虽有一些见解独到者,但都不过是在原来的大树上增添几片叶子而已,看不出大的跳跃。

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问世,使中国的兵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方法论用于军事理论的创造,提出了许多前人没有发现、也无法发现的民族解放战争指导规律,军事理论的发展终于出现了新的飞跃。

来源: 解放军报  编辑: 蔡励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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