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民族文化影响着军事理论创新

一个值得探索的问题：无论古代战争，还是现代战争；不论西方人打仗，还是东方人作战，都有谋略的运用。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战争史中，都有以谋制胜的光辉事例。但是，从理论创造讲，重权谋是东方兵学的明显特点。或者比较而言，东方军人多注意谋略，而西方军人更注重技术。

《孙子兵法》这部充满着军事哲理、谋略思想的兵书在东方问世后，西方的军事著作还停留于对战史的记述。相反，当西方人早已开始注意把科学技术发展中不断涌现出的新成果源源运用于军事时，东方军事家还停留于对《孙子兵法》的注释与考证。

考察军事学术史就会发现，在军事家的思想观念中，总是渗透着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他们在总结战争经验、创造理论时，总是要按照各自的民族文化精神所规定的价值尺度做出选择，从而形成了民族军事理论的特色。

《战争论》是一部颇有盛誉的兵学宝典，被西方兵家奉为圭臬。作者以黑格尔的辩证法和牛顿力学定律研究战争，看到了战争的一些本质问题，如“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同时，他以牛顿“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理论，提出的“无限暴力论”，虽然被两次世界大战所证实，但与今天的军事发展则相背。

我国兵学在发展中，一方面受到《易经》和老子的哲学思想的积极影响，提出了许多充满哲理、充满军事辩证法的以柔克刚、以弱胜强的谋略思想和军事原则。《易经》以阴阳八卦为逻辑起点，推论世事，微妙玄机，隐韬藏略。而老子的《道德经》，实际上就是一部论述权谋的书籍。《孙子兵法》中讲的虚实、奇正等对应关系，反映出了以易演兵的思维轨迹。另一方面，我国的兵学在发展中又受到儒家思想的消极影响，重仕轻技。自西汉之后，轻视自然科学的儒家思想占了统治地位，从而束缚了科学技术的进步。

与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相比，西方从古希腊就有了阿基米德定律、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等，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接踵而来的有哥白尼的日心说、牛顿力学定律、法拉第电解定律……有人统计，在欧洲几乎200年就要出一个科学天才，而中国则是“五百年必有王者兴”的风云历史，科学技术被知识界视为雕虫小技。这种思想反映在军事理论的发展上，就是不注意从新技术中吸取能量。中国最早发明了火药，14世纪传入西方，但直到近代，外国侵略者用洋枪洋炮轰开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之后，腐朽的清朝军队还仍有人视这种火枪火炮为“邪物”，提出“以鸡血狗屎破之”等可悲可笑的主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