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中，主张重新设立军委的同志说，“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认为党管理一切为最高原则这个口号是违背党的无产阶级专政主张，提出党所过问的范围是要限制的，支部只能管教育，党内要实行由下而上的民主集权制；指责前委“管得太多”、“权力太集中”，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因此，5月初成立的红四军临时军委第一次开会就作出限制前委权力的决定，要求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要管军事。反对此时恢复军委的同志认为，只有4000多人一支部队，又常处在行军和游击之中，在前委之下、纵队委之上插进一个军委完全没有必要；主张党管一切、一切工作归支部、党员个人自由在党内要受限制是3个最大的组织原则，不能动摇；不同意前委代替了群众组织、红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前委书记毛泽东认为，“现在争论的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其实质是红四军党内无产阶级同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两个思想系统、两个指导路线的斗争，其主要问题是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的关系问题。

    6月8日在上杭白砂召开的前委扩大会议以压倒多数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但毛泽东因难以继续工作一度以书面形式提出辞职。之后召开的中共红四军第七、第八次代表大会，由于准备不充分，指导思想存在偏差，没有能够解决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红四军“七大”选举陈毅为前委书记，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特委指导地方工作。

    3.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对古田会议给予了正确有力指导。中共中央对红四军这支全国最强大的革命武装一直给予特殊关注。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29年8、9月间，陈毅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政治局详细汇报了红四军全面情况，并撰写提交了《关于朱毛红军的历史及其状况的报告》《关于朱毛红军的党务概况报告》等5个书面材料。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陈毅汇报后，决定组成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负责起草对红四军工作的指示信。这封指示信由陈毅按照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周恩来、李立三的多次谈话要点起草，经周恩来审定后于9月28日发出(史称“九月来信”)。

    “九月来信”对红四军党内争论问题提出明确意见，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支持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观点。来信充分肯定红军对中国革命的重要意义和作用，指出“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的特征，这是中国经济基础的产物”。明确规定红军的基本任务为“一、发动群众斗争，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二、实行游击战争，武装农民，并扩大本身组织；三、扩大游击区域及政治影响于全国”。明确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应当采取“集权制”，指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绝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民主化的掩护”；同时指出，“前委对日常行政事务不要去管理，应交由行政机关去办”。强调“红军中右倾思想，如取消观念、分家观念、离队观念与缩小团体倾向，极端民主化，红军脱离生产即不能存在等观念，都非常错误……这些观念不肃清，于红军前途有极大危险，前委应坚决以斗争的态度来肃清之”。来信对红军中党组织、政治委员和政治部等的设置、任务、作用均作出明确规定。

    来信明确指出红四军有关会议“放任内部斗争关门闹纠纷”的缺点，对朱德、毛泽东工作方法上的错误提出中肯批评，强调要团结对敌，加强指导机关的威信，并指示毛泽东“应仍为前委书记”。周恩来特别嘱咐陈毅，回去后要请毛泽东复职，并召开一次党的会议，统一思想，分清是非，作出决议，维护毛泽东和朱德的领导。

    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全面总结红军特别是红四军斗争和建设的经验，明确了事关红军建设全局的一系列方针原则和制度规定，正确解决了红四军党内争论的主要问题，为红四军党内统一认识、纠正各种错误思想提供了依据，为古田会议顺利召开排除了障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