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论，引起了远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高度关注。１９２９年９月，在给红四军的指示信中，党中央旗帜鲜明地肯定了毛泽东建立农村根据地的思想和建设新型人民军队的探索，明确指出红军由前委指挥是决不能动摇的原则，要求纠正一切不正确的倾向。

    “红旗越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根据中央九月来信精神，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２８日至２９日，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县的古田镇溪背村召开。廖氏宗祠不大的厅堂内，当年会议代表们烤火留下的痕迹至今清晰可辨。围坐在暖意融融的炭火旁，代表们聆听毛泽东阐述建党、建军思想，一致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勇敢迈出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铿锵脚步——

    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根本原则，使听党的话、跟党走成为官兵的崇高追求和必胜信念；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规定了我军的性质、宗旨和任务，解决了红军“为谁当兵、为谁扛枪、为谁打仗”的基本问题；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提出了我军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为建立良好的内外关系提供了基本遵循；第一次以决议的形式阐明了军事与政治的关系，军事机关与政治机关的关系，奠定了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地位……

    两万多字的古田会议决议，是思想交锋的结果，是经验教训的总结，更是开拓创新的典范。“从三湾改编到古田会议，我们党逐步确立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原则和制度，在军队中建立了强有力的、革命的、进步的政治工作。”回顾人民军队８７年光辉历程，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肖裕声说，“自从血脉中注入了党的先进性基因，我军的面貌焕然一新。党指挥枪，使人民军队英勇善战，所向无敌。”

    “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古田会议之后，《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确立的建军思想迅速越过闽西山峦，传遍各个根据地，成为指引整个红军建设的航标。

    在古田会议精神光芒照耀下，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跃上了历史舞台，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由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在中国历史的天空中划出一条与以往任何一支军队迥然不同的轨迹。

    传承——军魂凝聚在党的旗帜下

    越是伟大的思想，越经得起历史的检验。

    ８０多年来，从万里长征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到参加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虽然我军所处的时代、环境、条件和职能任务在变，但古田会议确定的方针原则从未过时，《决议》奠基的我军政治工作这条生命线穿越时空、熠熠生辉。

    这是发生在长征途中的一幕——厚厚的积雪中高高擎起一只胳膊，拳头紧握。掰开拳头，里面是一张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上写着：“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１９３３年３月入党。”

    “这不是普通的党证和银元，这是红军坚定的理想和信念。”长征的亲历者和幸存者、居住在遵义城的百岁老红军王道金对此深有感触，“有了党的领导，红军就有了主心骨，就有了克服一切困难、压倒一切敌人的必胜信心。”长征中３次负伤的他，满怀胜利的希望，坚定地走完了漫漫征途。

    两万五千里的远征，几多悲壮，几多豪迈。凝聚在党的旗帜下，王道金和战友们的这次远征，成为一部无与伦比的史诗；凝聚在党的旗帜下，王道金和战友们用鲜血和生命凝结而成的精神，化作超越时空的巍峨丰碑。

    正是基于对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的思考和我军政治工作经验教训的总结，早在１９３２年７月，中共中央在给苏区中央局及苏区闽赣两省的信中就指出：“政治工作在红军中有决定的意义……政治工作不是附带的，而是红军的生命线。”１９４４年４月，毛泽东在修改由谭政起草的《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时，特意加写了一段关于“生命线”的论述，再次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作为建军和处理党、政、军、民关系的基本原则。１９４７年２月，中共中央发出指示，要求全军各级建立健全党委会，“以避免单纯的首长制所产生的一些错误”。１９５４年４月在审定即将颁布实施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时，毛泽东又亲笔修改恢复了总则中“中国共产党在人民解放军中的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的重要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