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轰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鸦片战争虽然失败了，但当时的中国人并没有意识到真正的危机。因为大清输给的是西方强国，即使割让土地，也是边缘不毛之地。个别有远见的先进分子如郑观应向酣睡的国人发出“危言”警示，但不得不表白时处“盛世”，因而把自己的著作定为《盛世危言》，对“天朝上国”仍不乏自信。

    自鸦片战争以来，帝国主义列强一再欺侮中国，民族灾难深重，人民饥寒交迫。时代呼唤东方“睡狮”醒来。

    “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也”。1894年甲午战争的惨败， 给中国人民带来前所未有的耻辱，也促成了中华民族前所未有的觉醒。“泱泱大国”居然败于一向被中国看不起的“蕞尔倭奴”，而且赔款数额巨大，割出的是整块省区，并由此开启了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亡国灭种的危险，像一个令人战栗的阴影，笼罩在爱国者的心头。

    中国面临的不是强与弱，而是更严峻的存与亡的问题了。

    《马关条约》签订不久的1895年5月，严复在天津《直报》上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救亡决论》，第一次响亮地喊出了“救亡”的口号。这是中国近代发展史上一个有着标志性意义的变化。

    如果说，鸦片战争是民族觉醒的启蒙发轫，甲午战争是民族觉醒的重大转折，抗日战争则是民族觉醒的总爆发。

    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迅即强占了中国的东北全境。东北各族人民面临的是被奴役的共同命运，而南京国民政府却实行“不抵抗”政策，并荒唐地提出“彼有强权，我有公理”，“暂取逆来顺受态度，以待国际社会干预”。

    当时驻国际联盟的中国代表顾维钧曾有悲痛的回忆：当他向各国代表逐个求援时，得到的最令其无地自容的回答是：“你们自己都不抵抗，怎么能期望别人代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