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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弹一星”:共和国核盾牌这样铸就

来源:深圳商报发布时间:2019-09-02 10:03 星期一

原子城位于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金银滩草原,是我国建设的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老一辈科技工作者在这里成功研制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和第一颗氢弹。 CFP供图


编者按

习近平总书记说,真正的大国重器,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里。核心技术、关键技术,化缘是化不来的,要靠自己拼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科技创新和重大工程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从“两弹一星”到神舟飞船、探月工程,从超级计算机、天眼到杂交水稻,从中国高铁到北斗导航,这些大国重器见证了中国从站起来到强起来。从今日开始,本报推出《大国重器》专栏,细数70年来取得的重大成就,展现自主创新的伟大历程。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为了抵御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打破大国的核讹诈、核垄断,尽快增强国防实力,中共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发射成功。邓小平曾指出:“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


研制“两弹一星”,广大科研工作者培育并发扬了一种崇高的精神,这就是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两弹一星”精神激励和鼓舞了几代人,是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自己动手,从头摸起”

“两弹一星”元勋、卫星专家王希季曾形容说:“两弹一星”就好比一杆枪,这个枪的枪杆就是导弹,子弹就是核弹,卫星是瞄准器,所以“两弹一星”整体来说就是我们国家的战略核力量。


面对大国垄断核武器和航天技术,并到处挥舞“核大棒”的国际局面,年轻的共和国决定自己发展核武器和航天技术。当时没有一位中国科学家见过原子弹,只有钱学森等少数几位科学家上个世纪40年代曾在美国从事导弹研究工作。1959年7月,周恩来总理向第二机械工业部(核工业部)传达了中央的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8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中国研发原子弹,靠的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中国的科研人员共同努力,艰苦奋斗,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终于在1964年10月16日成功地爆炸了我国自行制造的第一颗原子弹。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就像一股强烈的冲击波迅速传遍了全世界。


1965年1月,毛主席指出:“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周恩来总理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下达命令:把氢弹的理论研究放首位。邓稼先、于敏等一批科学家又开始了氢弹的艰苦研究。1967年6月17日,我国的氢弹试验爆炸成功。从制成原子弹到制成氢弹并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是4年,中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


中国又把目标瞄准了人造卫星。1970年4月24日,中国发射首枚地球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它的成功发射,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五个独立自主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原子弹体现了一种精神

原中顾委常委、国务委员张劲夫,当年组织中国科学院的科学家和科技人员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他在回忆文章中说:“两弹一星”的研制,是在很特殊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国的工业化正在开展,我们的国力不强,科研力量不强,条件很艰苦,是真正的白手起家,是真正的创业。


1956年春,数以万计的归国志愿军、大学毕业生、工人和技术人员,陆续来到一片戈壁大沙漠上安营扎寨。经过两年多的苦战,大戈壁上矗立起了飞机场、发射阵地、技术区等,导弹试验基地奇迹般地建起来了。


“两弹一星”英雄、马兰基地创业元老黄晞曾回忆说,1963年,他在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总指挥张爱萍将军的领导下,参与原子弹、氢弹、导弹等研究和试验工作。刚到核试验基地即马兰基地时,有七八个月时间只能睡帐篷、地窖。戈壁滩盛夏地表温度60℃,严冬气温骤降到零下40℃,吃的饭经常一半是米、一半是沙。


研发原子弹,邓稼先负责领导核武器的理论探索和设计工作。面对国外严密封锁,他率领理论部的十几人,在一无权威资料、二无实践经验的条件下,用手摇和电动计算机、算盘和钢笔,喝着白糖冲开水的营养补品,含辛茹苦、夜以继日勾勒出原子弹的设计轮廓。


张爱萍将军表示:原子弹不是武器,它是一种精神,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


爱国科学家是真正功臣

两弹一星工程的成功,张劲夫认为有一个重要因素,是靠“一批从国外回来的有高度爱国心的科学家,又靠他们带出一批年轻的科学家,他们靠的是一种崇高的精神,一种为了祖国富强而献身的精神,他们是‘两弹一星’的真正功臣。”


“中国航天之父”钱学森主持完成了“喷气和火箭技术的建立”规划,将中国航天系统工程的实践提炼成航天系统工程理论。中国“原子弹之父”钱三强甘心放弃个人科研,倾注全部心血培养新一代学科带头人。


“氢弹之父”于敏在中国氢弹原理突破中解决了一系列基础问题,提出了从原理到构形基本完整的设想。在此期间,他曾三次与死神擦肩而过。因为从事工作的保密性,他隐姓埋名长达28年。


邓稼先1950年获得了美国普渡大学物理学博士学位,毕业当年就毅然回国,参加研制工作。他对妻子说:“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1986年,积劳成疾的邓稼先在生命最后一个月里,所关心的仍然是如何发展我国的尖端武器。


中国核试验科学技术的领头人程开甲不但自己来到基地,而且于1969年举家迁往罗布泊,在那里一直生活到1984年才回到北京。他说,为核武器事业而献身,为的就是让我们的祖国能硬邦邦地站立于世界。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向23位科技专家颁发“两弹一星”功勋奖章。授奖时,已有7位辞世。截至目前,健在的“两弹一星”元勋有3人:王希季、孙家栋和周光召。


(深圳商报记者陈姝)

编辑:鹿筱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