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筹战略资源，指挥高度统一

在二战反法西斯同盟中，同盟主体多元，战略利益各异，战场分布广泛，战斗力水平参差不齐，如何把各国力量聚合起来，拧成一股绳，提高力量运用的效果，关键在于战略指挥合理科学与否。如果在指挥上各行其是，就有可能浪费太多的战略资源，造成战场混乱，因此，确保战略指挥的统一是重要原则。

建立大国首脑会谈机制，确保战略方针一致性。反法西斯同盟国间的政治合作，往往通过政府首脑会谈、通信、通电等方法协商解决。政府首脑的面对面会谈能够直接解决战略上的重大分歧，因此在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国先后举行了阿卡迪亚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等协调立场，解决分歧。反观轴心国，除了德意领导人有过直接会谈外，德意领导人与日本领导人彼此不相往来。当代，中国奉行和平发展战略，坚持不结盟，但是我们在世界上不是孤立的，应积极构建广泛的国际统一战线，在重大战略问题上应与统一战线内的战略伙伴们寻求战略共识，保持行动一致。

建立联合军事领导机构，确保军事行动一致性。1942年，美英双方决定建立一个最高联合指挥机构，即“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参加该委员会的有英、美两国的各军种参谋长，外加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在联合参谋长委员会之下还设有一些职能委员会，统一协调安排盟军的军事行动。当代，随着中国在世界上承担的责任越来越重，跨境军事行动日趋增多，与世界其他国家的联合军事行动也会增多，为有效维护世界与地区和平，在联合军事行动和联合军事演习中，我们要积极参与建设联合军事领导机构，以合理分配各种资源，提高军事行动效率。

建立战区司令负责制，确保战场行动一致性。在二战中，反法西斯同盟将战场划分为苏德战场、欧洲战场、东南亚战场、中国战场、西南太平洋战场和太平洋战场等。每个战场都是一个独立的战略区，每个战区都有一个最高司令官，最高司令官在战区拥有绝对的指挥权。艾森豪威尔在总结二战的指挥经验时指出：“唯一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只有一个最高统帅”。联合作战已成为当代战争中的基本作战样式，我们应加快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变革，尽快建立高效的联合作战指挥体制，理顺指挥关系，提高指挥效果。

运筹战场时空，陷敌两线困境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同盟战略在尊重各个战场独立性的基础上，非常注重各战略方向的相互配合，各个战场间相互联动，相互支持，始终陷敌于两线作战困境，最大限度地实现战略增效。

开辟多个战场，战略夹击敌人。1941年，苏德战争爆发后不久，苏英两国就签订了《在对德作战中一致行动的协定》，明确双方在对德作战中彼此给予各种援助和支持。苏联在东方顽强抗击德国的同时，英美盟军在北非和西欧先后开辟战场，给德国施加压力，使德国始终在多条战线上作战。在远东，中国的陆上抗战与美国的海上进攻相结合，陷日本于进退维谷境地。

善用时间同步，使敌两头为难。重大会战是战争关节点，是军事战略运筹的主要内容，反法西斯同盟在筹划对德作战中，非常注重在多个方向同时发起对敌人的攻击。1942年7月5日，库尔斯克战役打响，苏德双方展开大战。关键时刻，英美盟军7月10日在西西里岛登陆，意大利岌岌可危，迫使希特勒抽兵回援，苏联赢得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1944年，为配合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登陆，苏联先后进行了“十次大突击”，牵制和消灭了大量德军。

军种联合作战，陷敌单打独斗。二战是军兵种大发展的时代，同时也促进了联合作战的发展。反法西斯同盟非常重视陆海空三军的联合，充分发挥各军种的战斗力。无论在太平洋战场还是苏德战场，盟军往往是陆海空三军齐下，在战场上形成整体优势，1944年的诺曼底登陆战就是联合作战的杰作。

当代，为了维护国家安全、世界和平，我们要善于利用潜在对手在空间上的弱点，或利用其战略纵深狭小的局限，审时度势，使其陷入战场泥淖和矛盾漩涡之中，四顾不暇。同时，我们要加大军种间的联合，打破层层壁垒，把军队打造成真正的一体化部队，不出则已，出则雷霆万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