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是如此，在很长时间内，日本政府并未公开宣称对钓鱼岛拥有主权。1896年3月日本发布名为《有关冲绳县郡编制》的第十三号敕令，明治天皇并没有将钓鱼岛明确写入。而第十三号敕令却被日方视为其拥有钓鱼岛主权的依据之一，显然是欺骗世人。

　　日本“窃占”钓鱼岛绝非什么“和平方式”，而是近代殖民侵略的产物，是甲午战争中日本战略的一环。正是基于侵华战争胜券在握，日本内阁才抢先窃据钓鱼岛，接着才有了不平等的《马关条约》；正是通过《马关条约》，日本力图以所谓条约形式，实现其对钓鱼岛“窃占”行为的“合法化”。这一历史过程是清楚无误的，是史家的共识。

    二、钓鱼岛早就是中国台湾的附属岛屿

　　根据中国历史文献记载，“钓鱼岛是台湾附属岛屿”这一事实，是明确无误的。明朝嘉靖四十四年(1565)成书的《日本一鉴》，由“奉使宣谕日本国”的郑舜功撰写。该书明确记录了从澎湖列屿经钓鱼岛到琉球再到日本的航路，其中特别记录钓鱼岛为中国台湾所属：“钓鱼屿，小东小屿也。”小东岛是当时对台湾的称谓。上述航路，不仅准确记录了钓鱼岛与台湾岛等岛屿之间的地理关系，而且明白无误地指出钓鱼屿是台湾所属小岛。《日本一鉴》是具有官方文书性质的史籍，它反映出明朝政府早已确认钓鱼岛列屿是属于台湾的小岛群。

　　在明清两代，台湾属于福建省辖地。光绪十一年(1885)，鉴于日本和西方列强对台湾的觊觎和侵略，台湾防务形势严峻，台湾在行政上以一府的地位难以应对，清政府决定在台湾建省。建省以前，钓鱼岛列屿作为台湾府所辖之岛屿纳入福建海防范围。

　　明嘉靖四十一年(1562)闽浙总督胡宗宪幕僚郑若曾著《筹海图编》，其中《沿海山沙图》中记录了台湾、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等岛屿属于福建海防范围。万历三十三年(1605)徐必达等人绘制的《乾坤一统海防全图》及天启元年(1621)茅元仪绘制的《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也将钓鱼岛等岛屿与台湾岛作为同一个防区划入中国海防范围之内。

　　清康熙六十一年(1722)，黄叔璥任清政府第一任巡台御史，乾隆元年(1736)他“以御史巡视台湾”身份作《台海使槎录》(又名《赤嵌笔谈》)，其卷二《武备》列举了台湾所属各港口，不仅将钓鱼岛视为中国海防前沿要塞，而且表明钓鱼岛在行政上早已属于台湾府管辖。

　　《台海使槎录》是公文文书，其影响甚广，此后史家多有引用，如乾隆年间的《台湾府志》，基本引用了上述内容：“台湾港口”包括“钓鱼台岛”。类似记载在其他官员的公文文书中也屡见不鲜，如乾隆十二年(1747)，时任巡视台湾兼学政监察御史范咸著《重修台湾府志》明确指出，钓鱼岛等岛屿已划入台湾海防的防卫区域内，属于台湾府辖区。同治十年(1871)刊行《重纂福建通志》，其中《台湾府·噶玛兰厅》载：“北界三貂，东沿大海……又山后大洋北有钓鱼台，港深可泊大船千艘。”类似记载见于余文仪著《续修台湾府志》、李元春著《台湾志略》以及陈淑均纂、李祺生续辑《噶玛兰厅志》等史籍中。